周恩来一直都很清廉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还是像打仗那会儿一样，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。他从来都不舍得乱花一点东西，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，皮鞋也是修了又修，一直穿着。

周恩来直白地讲：“咱们中国六七亿人呢，总理就这么一个，再穷我也不差那几件衣裳。但这不是差不差衣服的事儿，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，主要是想告诉大家要节俭，别老想着享受，得保持咱们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老样子。”

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，1962年周恩来去东北检查时，瞧见一个大礼堂的柱子，顿时火冒三丈，马上下令：“这礼堂以后不许用了！”

想想周恩来一直都很节省，那这个礼堂的柱子到底有啥不一样？为啥周恩来不让再用了呢？

【周恩来：艰苦朴素是共产党的本色】

共产党人的本色一直都是吃苦耐劳、不讲究。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时候，周恩来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，他不仅亲自上战场打仗，还一直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。他和战士们一样，吃的是用野谷子做的“梢子饭”，睡的是硬邦邦的木板床，盖的是一条很老的灰色毛毯，连枕头都没有，就随便找了块砖头来垫着睡……

红军打赢仗后得到的一些东西，警卫员们想留点儿给周恩来改善生活，可他坚决不要，总说：“这些都归公家，给我干啥用！”

红军长征路上，有次警卫员瞧见周恩来的茶缸破得不行，就想给他换个新的。可没想到，周恩来不但没答应，还批评说：“这茶缸还能用呢，别说现在红军东西紧缺，就是东西多也得省着用，不能糟蹋！咱共产党员就得勤俭节约！”

抗战那会儿，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武汉忙活着，平时都穿着旧军装接待客人。可碰上要开个大记者会，手下人就想给他置办套新中山装，觉得这样才不会让外国记者小瞧了去。

周恩来却对工作人员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，他说：

我挺爱穿新中山装的，但现在不行了，一来是钱不够，二来也没法跟外国人比。我就穿着这身衣服去见他们，人家也不会小瞧我。再说了，我们可不是靠穿得好让人佩服，而是要靠实实在在的抗日救国行动和办法！

不出所料，第二天周恩来穿着他那件旧军装去会见各国的记者，结果大家都被他的说话和做事风格迷住了。有个美国记者就说：“真没想到他竟然穿着带补丁的旧衣裳，不过，衣服旧点也不耽误他成为中国的一位大英雄。”

那时候，为了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周恩来要坐火车去石家庄和卫立煌见面。工作人员给他订了张包厢票，可他为了省钱，非要换成三等车票。火车一到站，卫立煌派来接他的军官在包厢里没找到周恩来，走出来一看，发现他正从三等车厢下来呢。

之后，那位军官不停地称赞周恩来说：“周将军身为共产党的大官，竟然坐着普通的三等车厢来参加会议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，太让人佩服了！”

国共联手那时候，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忙着，他总是穿着打了补丁的军装。有回警卫员看他裤子破得不成样了，就自己作主给他换了条新的。

周恩来得知此事后，立刻严厉地指出：“怎么能不问我一下就擅自决定呢？现在还有不少同志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干活呢！把这个拿回去，记住了，咱们共产党就是要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好传统！”

1948年夏天，当党中央在河北的西柏坡安家时，周恩来带着机关的同志们去田里帮农民收小麦。他手里紧握着镰刀，汗水不停地流，干得非常起劲。等麦子割完了，他又主动挑起麦子，往场院里送。

当地的农民看到周恩来那么拼命干活，就劝他歇一会儿，他笑着回应说：“多做点活挺好的，既能强身健体，又能锻炼意志力。”

1949年新中国一建立，毛主席和周恩来他们就住进了中南海。那时候，因为要会见外国客人和参加重要的会议，周恩来就去了北京很有名的“红都”服装店定制服装。

工作人员对周恩来说：“这家店在全国都很有名呢。”周恩来笑了笑回答：“我就是冲它的名气来的！”当工作人员介绍起英国呢料、澳大利亚毛料这些外国面料时，周恩来摆摆手说：“有没有中国产的面料？我只要中国产的，不管是毛的还是布的，国产的就行。”

1954年冬天，周恩来得知老百姓坐公交车挺不容易，就决定自己亲自去瞧一瞧。有一天下午，正好是大家下班坐公交的高峰时间，他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一起挤上了公交车。

视察时，群众在车上认出了周恩来，都赶紧起身想让他坐下，可周恩来为了更贴近百姓生活，就是不肯坐。下了公交车，他又去坐了无轨电车，在冬夜寒风中绕着北京转了大半圈。之后，周恩来开了个会，就比如安全岛怎么建、人行道怎么设等问题，给出了明确的意见和建议。

虽然新中国成立了，周恩来当上了国家总理，身份地位不一样了，但他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还是那样勤俭节约，品德高尚。

周恩来在法国打工学习时穿过的一件老西装，放了40多年后，已经小得没法再穿了，可他还是舍不得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把这件西装拿给裁缝，让裁缝想办法改改，做成一件中山装，接着又穿了起来。

周恩来有一件1950年买的睡衣，上面打满了补丁，原本白底蓝格的绒布早已磨得破旧不堪，可他就是不舍得扔，一直穿到去世。还有一条用了20多年的浴巾，上面密密麻麻地缝着14个补丁，他也舍不得换新的，直到晚年住院时，还把它当作枕头巾垫在头下……

【多付钱，令下级不再送礼】

周恩来不仅在用东西上一直保持着共产党人勤俭节约的好习惯，在吃的方面也是这样。无论是在困难的战争时候，还是解放后生活慢慢变好的日子里，他都坚持和大家一起吃一样的饭菜，绝不搞一点点特殊。

大家都知道，中央的会议经常一开就是老半天，有时甚至整个晚上都在开，所以好多领导人在开会时都会中途吃点东西。周恩来去参加会议用餐时，首先就问桌上的饭菜是不是跟大家的一样，他不允许别人为他搞特殊，单独准备吃的。

周恩来在重庆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和《新华日报》时，因为太过劳累，变得越来越瘦，这让大家看了都很心疼。到了吃饭时间，厨房的同志特意给他炒了盘榨菜，可没想到，周恩来当场就提出了意见：“咱们在后方没理由讲享受，真正该享受的是那些在前线打仗的战士们！”

解放后，周恩来从农村到了城市，生活改善了很多，但他一直很节省。就算是副总理、部长这些大领导开会，中午也就吃个简单的工作餐。

从1950年起，中央就定了个简单实惠的吃饭规矩，就是“四菜一汤”。打那以后，不管周恩来身处何地，只要吃饭，他都按这个规矩来，还会自己掏钱付账。周恩来这么一带头，大家也都跟着做，慢慢这就成了个习惯。

冰心记得，1952年她从日本回来后，周恩来总理见了她，还请她一起吃了晚饭。可让冰心大吃一惊的是，堂堂国家总理，晚餐竟然就只有四个菜加一碗汤。江西以前的省长方志纯也提过这事儿。

1954年，我去了北京参加国务院的一个会议，周总理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，我们高兴坏了，心里琢磨着周总理会用啥好吃的招待我们呢。可没想到，最后上的竟是平平常常的家常菜，让大家都挺失望的。

有一次，周恩来去鞍山看看情况，按规定午饭和晚饭都该是两菜一汤，可工作人员却准备了四菜一汤。周恩来一看桌上的菜，脸色就沉了下来，马上说：“不是说好两菜一汤嘛，怎么多了两个菜？赶紧拿走！”

工作人员对总理提议道：“总理，菜都摆上桌了，撤掉也挺可惜的，要不咱们就将就着吃？晚上再按标准来准备？”周恩来总理放下筷子，认真地说：“规矩不能破，把这两道菜撤走，晚上热一热我再吃！”

没辙了，工作人员只能把多余的两道菜撤走，晚上又热了热给总理吃。周恩来看到工作人员照着自己的意思办了，心里很高兴，接着说：“别给我大米饭了，换一碗高粱米饭吧。”

因为高粱米是东北那边特有的，很多人吃不习惯，大家也怕周恩来总理吃不惯，怕不好消化，所以有些拿不定主意。周恩来总理看出了大家的为难，就说：“东北的老百姓都能吃高粱米，我作为总理，咋就不能吃呢？”

之后，有人给周恩来送上了一碗高粱米饭，他吃得十分有滋味。

在我国经历那三年的艰难日子时，粮食、油和副食品都特别缺，周恩来总理就提醒大家，领导得和老百姓一起挺过这个难关。他自己更是作为榜样，带头去做。

周恩来常常到各地走走看看，实地了解状况。为了不让地方上给他搞特殊，他特地列了个不吃的东西清单，像鸡肉、鱼肉、鸡蛋还有各种肉都不在内。而且，他还定了个规矩，每顿饭的花费不能超过五毛钱。

那时候，宾馆的服务员见周恩来吃得简单，怕他身体撑不住，就悄悄给他炸了油条和黄豆。周恩来得知后，非常不高兴，认真地责备了工作人员：“咱们国家现在还穷着呢，得省吃俭用过日子，不能这么糟蹋东西。以后日子好过了，也得一直勤俭节约下去……”

在那个三年很不容易的日子里，周恩来常常亲自在中南海排队打饭。有次他就打了碗玉米饭和一碗汤，汤喝到最后还剩点儿，他就拿窝窝头蘸着喝干净，一丁点儿都不糟蹋。

大家瞧见这场景，心里头都很不是滋味，都围着他劝：“总理啊，您肩上挑的担子太重了，可得好好照顾自己。虽然现在日子不容易，但咱们国家这么大，总能想办法让您吃得好点儿。”

周恩来温和地对大家讲道：“眼下全国老百姓都不容易，咱们当领导的得更得做好榜样，带好这个头。”

1961年快过春节的时候，周恩来的老家淮安有领导给他送去了藕粉、莲子还有好多小手工玩意儿。周恩来一看，马上就让办公室的人给淮安领导写了封批评信，还附上了中央不让送礼的规定，另外还寄回了100块钱。要说这100块，可比那些礼物值钱多了。

周恩来对自己要求很严，分得清公家和私人的东西，从不随便拿公家的一针一线。就算是喝了公家一杯茶，或者坐了公车办自己的事，他都会按规矩把钱补上。他常常出国访问，外宾会送他不少礼物，但他从不留着，全都交给了国家。

有一次，福州军区的副头儿龙飞虎特别想念以前的领导周恩来，就从福建寄了一筐橘子过来，还让人带话，说想让总理尝尝鲜。周恩来知道后，赶紧说：“我不要，还是让他拿回去吧！”

大家都感觉这样做有点太苛刻了，就劝他说：“东西既然都拿来了，就别再往回拿了。”周恩来思考片刻，问：“那这橘子一筐得多少钱啊？”工作人员回答：“按市场价格，一筐是25元。”周恩来马上让秘书：“你给龙飞虎寄去50块钱！”

听说，周恩来常常会收到老部下送的一些家乡特产，他不好意思拒绝，但也不想白要人家的，所以就吩咐工作人员按市场上的价格把钱付了。不过这次，他给龙飞虎汇去的钱比市价多了一倍，这让工作人员都感到很纳闷。

周恩来笑着说明：“我多给点钱，他就不会继续寄东西来啦。”从那以后，龙飞虎真的没给周恩来送过东西了。

【周恩来看到礼堂的柱子，当即大怒：这个礼堂不准用】

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，有些地方和部门打算盖些大点的楼房宾馆，可周恩来总理一直拖着没给签字同意。他老跟秘书们念叨：“要我签字挺容易，但这钱是国家的，是老百姓辛苦挣来的，我不能随便就批了，这笔太重，下不了手啊！”

1962年，周恩来去了鞍山市看看情况，那时候鞍山刚好新建了一座宾馆，当地的领导就想让周恩来住进去。但周恩来他们到了宾馆，瞧了瞧里面的设施后，硬是不肯住。他说：“宾馆建这么好干啥？要知道全国还有好多地方挺苦的，我住这儿不合适！”

接着，周恩来他们选了一个条件不太好的旅馆安顿下来。在考察期间，周恩来还发现鞍山市正在建一个大礼堂，好多地方都照着人民大会堂廊柱的样子来建的。

周恩来瞧了后非常恼火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们这是在搞啥名堂？怎么把人民大会堂那套搬到这儿来啦？”接着，他做出决定：“这礼堂别建了，就算建成了也不能投入使用！”

周恩来不仅对外面的建筑要求很高，对自己的住所也是要求得非常严谨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北边的西花厅，那是一个很有北京特色的四合院。在那儿开过好多重要的会，也定下了好多大事情。去过西花厅的人都说，那地方“一点不花哨，就是西花厅”，这就能瞧出来，西花厅的装修挺简单的。

西花厅的老房子年头不短了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进去前虽然刷了墙、喷了涂料，但地上老是湿漉漉的，没多久墙就变黑了，还泛起了灰色。地砖也是湿湿的，办公室里铺的地毯因为湿气太重都长虫了，这也让周恩来常常关节疼。

工作人员好几次建议要修缮房子，可周恩来一直不肯答应。直到他们劝说：“总理，房子再不修就要坏掉了，到时候修起来更花钱。”周恩来这才答应，他说：“修可以，但绝对不能奢侈浪费，哪里坏了就修哪里，得尽量省钱。”

1959年，趁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不在家出差的空档，工作人员本着省钱又好用的想法，给西花厅做了一次小整修。这次就是换了些烂掉的小木头梁子，把掉皮的墙重新刷了一遍，换了新的窗帘和吊灯，还铺上了地板。另外，他们还从钓鱼台国宾馆找来一张没人用的旧木床给换上了。

虽然要修的地方不多，但修完后的样子让人耳目一新。可是，西花厅修缮后的样子周恩来却并不喜欢，他一进门就愣住了，赶紧问旁边的工作人员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不是说只修坏的地方吗？怎么弄得这么隆重？现在国家还在难关里，是谁让你们添这些新东西的？”

周恩来索性连房间门都没踏进一步，直接就在钓鱼台5号楼，那个他办公和招待外国客人的地方住下了。工作人员本想让陈毅去劝劝周恩来，可没想到，周恩来先把陈毅请到了国务会议上来帮忙。

在会议上，周恩来谈到了家里装修的事情，并进行了自我反省和检讨。

这次我去了南方上学，到处逛了逛，但回家后才知道家里为了给我修房子花了好多钱。我反省自己是应该的，但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是，我的房子修了，还起了个带头作用，这可不是个好头。要是这个头开了，那以后副总理、部长、副部长们的房子，是该修还是不该修呢？

周恩来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多次做自我检讨，大家都以为他的住处装修得特别豪华，结果一去才发现，只是些需要修补的地方。但就算这样，周恩来还是坚持不回西花厅住。

周恩来的侄子周尔均得知此事后，就来劝他伯伯：“您平时总叮嘱我们要珍惜国家的东西，您看西花厅都这么老了，不修好的话，可能会有危险。再说，修修西花厅也是保护国家财产嘛，这么想也没错呀，伯伯您就别生气了！”

周恩来听完之后微微颔首，不过脸色依然凝重地说道：

你说的话挺有道理的，我并不是反对装修，只是反对装修得太过分。你得明白，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，不能带这个奢侈的风气。要是一旦我带了头，那下面的副总理、部长、副部长他们都会跟着学，到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可就难以预料了……

周恩来稍微停了停，接着说道：“把我住的地方弄得这么豪华，影响不太好。咱们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得先做到，一点特殊都不能有。”周尔均听了，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言语。

后来，直到工作人员把窗帘、吊灯都卸了，床也送回去了，周恩来才好不容易答应搬回西花厅。就算这样，他还是不停地自责，说：“只要我还是总理，中南海里就不能大兴土木。”他还特别认真地告诉几位副总理和部长：“你们可千万别犯我这样的错啊！”

想必大家看到这儿都挺纳闷，为啥周恩来会对这事儿这么上心呢？其实是因为他想得更为长远。

周恩来讲过：“我作为国家的总理，做个好榜样能带动很多人，同样，要是做个坏榜样也会影响很多人，因此我得好好要求自己。要是大家都跟着盖起房子来，我还怎么去管别人呢？这榜样可得由我来树！”

周恩来以身作则，生活简朴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领导干部和党员们树立了好榜样，这正是他勤俭节约好品质的真实反映和具体表现。

周恩来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家里人也是管得很紧。他的妻子邓颖超感受更深，她曾感慨地说：“做总理的夫人真的不容易。”

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，一直互相扶持、不离不弃，但他们从未违背过组织的规定。结婚后，他俩定了个规矩，就是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或单位上班，但不能在同一个部门直接一起工作。这么多年来，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始终坚守着这个约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不少人跟周恩来说：“邓颖超资历深，为革命立了大功，该在政府里当个部长。”可不管大家怎么讲，周恩来就是不答应，他说：“只要我还是总理，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当官。”

不仅如此，周恩来在职务安排、工资定级等方面还常常“刻意”地给邓颖超“降低标准”。人们或许会觉得周总理这样做有些不合情理，但邓颖超却满心理解并毫无怨言。她曾说：“恩来之所以这么做，我是深深理解的！”

周恩来曾经这样说过：

咱们国家现在还不算有钱，得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老传统，就算以后有钱了，这个宝贵传统也不能丢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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